52.足疾（2 / 2）

接连输了六天的抗菌素。医生本来建议输大剂量青霉素，但这一次我皮试呈阳性，后来只好改用头孢拉啶。三天后，又改用头孢曲松。为了避免长途奔波，妻子建议就到附近的地段医院卫生站去输液。我想象中的卫生站，也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护士吧。但输液是基本功，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接受了她的建议。妻子又去小区物业借了一辆手推轮椅，把我推到了西泰林路上的浦发绿城。卫生站就站在小区的大门口，是一座一层的独立建筑，挂号间兼药房，另有一间门诊室，一大间输液室和一小间准备室。规模比我想象的要正规得多。浦发绿城是上海世博会拆迁移民的重点安置区域，规模很大，官方语言是本地浦东话。卫生站的手续是规范的。尽管我只是输液，也同样挂号，然后由医生转开处方，再回到挂号处交费。当我把头孢曲松交给准备室的护士时，她朝我看了一眼，说：“迭格阿老伽钿来，喔？”（这个药很贵，是吗？）我说：“是。6针花了570多元。”“哦，已经便宜点勒，老底子要耶坝度块耶瓶勒。”（“……以前要100多元一瓶呢。”）输液室房间很大，用屏风在中间一隔为二，靠墙和屏风安放着宽大的靠椅，椅子上罩着翠蓝色的布罩，每三个椅子旁装有一个呼叫按钮。有三位老人正在输液。这条件和环境，要比市一医院的急诊室好多了！上海自第一次“市场化”医改后，调整了政策，全面实行社会保险，连婴幼儿、从外地退休回沪的人员及外来劳动者都纳入医保范围，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医疗行业，如城市公交一样，本来就是属接受市政补贴的行业，前一阶段的改革过于强调市场化，弄得老百姓就医难，买药贵，一片怨声载道。现在地段医院的卫生站延伸到居民小区，按医保逐级就医，既方便了群众，又减轻市级医院的压力，情况有所好转。今天，连我也享受到了方便。

第二天去卫生站，我坚决不坐轮椅了。坐在轮椅上，一是有一种莫名的苍凉感，二是妻子没学过驾驶，不懂“内轮差”的道理，拐弯时老是要我站起来让她调整方向，加上推起来晃晃悠悠，缺乏安全感。“那你怎么去呀？”她问我。“我骑小轮车。”我有一辆可折叠的小轮自行车，左脚用后跟还是可以发力的。

（四）

由于连续六天向血液系统里派遣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左脚小趾的红肿明显消退，压痛感也缓和了，但脚面的红肿非但不退，还有加剧的趋势。停了两天药后，问题更严重了，左脚大脚趾根处开始红肿，且有明显的痛感。这迹象不合常规。加上打了几天点滴后心脏出现早搏现象，我决定暂停输液，改用中医。于是，给一位民间中医陶医生打电话，请他到我家来看一下。陶医生是我的一位台湾研究生介绍给我的。五年前的一次流火，是在接受了大剂量的青霉素点滴，同时服了他的方子后彻底痊愈的。7月1日下午，陶医生带着一位助手来到我家，望闻问切一番，对我说：“你不是流火，也不是痛风，是老毛病，内热过重。你经络不畅，内热郁积在胸腹部，导致脸部发红，胸口堵阻，胃纳较差，心脏也有点问题……”他给我讲了一大通中医学说。“是不是像堰塞湖一样，很危险？”我问道。他乐了，说：“对啊！堰塞湖。”“怎么办呢？”“疏通经络，排险啊！”他在一张a4纸上开出了40味中草药，嘱咐我先煎服，再煮水泡脚，与上次一样，如法炮制。

当天晚上大脚趾疼痛加剧，简直就是没地方放脚，任何一种姿势都会疼痛。被子压在脚上都疼得受不了。我把它称为“主动疼”。为了争取主动少疼，我只好把腿斜搁在席梦思上，将脚悬出席梦思。就这么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必须参加一个追悼会。清晨就打的到华东师大，然后坐学院的车去宝山杨行殡仪馆。许多同事劝我别去了，我还是执意前行。死者老徐，是我系的一位退休美术教师，前不久在某幼儿园作画，从9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额部颅骨破碎，抢救无效。1994年，我从南京师大调往上海幼专工作时，我的邻居、南师大艺术系张主任曾嘱咐我，他的同学老徐在上海幼专供职，要我多加关照。因此，我没到上海，就知道老徐了。以后，全校并入华东师大，他与我在同一个系里。退休后，他又在行健学院学前系兼课，而我又是那个系的主任。因此，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去为他送行。步履维艰，心情沉重。虽然每走一步，我都要咬一下牙根，但事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释然感。

下午，抓回了中草药。我希望它能泄洪，解除堰塞湖的危险。

200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