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4章 《请开藩禁疏》（1 / 2）

高务实上午入宫，到了宫门快要落锁之时才出得东华门，皇帝对他的重视可谓显露无疑。

不过话说回来，皇帝对高务实的重视是满朝上下人尽皆知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高务实不仅是皇帝幼时的伴读，还是大明朝第二位三元及第、第一位六首状元。同时他又是实学宗门新郑高文正公之衣钵传人，自己的表现也无可挑剔，年纪轻轻便有“安南定北”的大功业。

这种人再怎么受皇帝重视，旁人也只有羡慕的份，连嫉妒都不敢表现出一丝一毫。

只是他受重视归受重视，像这样一进宫就呆了几乎一整天的情况毕竟还是少见，是以消息灵通的官员都开始猜测起来——莫不是又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说来也是好笑，这消息传开的速度极快，仅到当天晚上，在京官员七品以上者，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当然好笑的不是这一点，而是接下来众官的反应：实学派的官员都开始兴奋起来，他们以为高务实要有什么大举动，而他们作为“自己人”，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

于是他们纷纷开始琢磨，思考着要如何于近期在高宫保面前露个脸，以免这件还不知道是什么大事的大事没自己的份，高宫保一不小心把自己给落下了，那就大大的不美了。

而心学派的京官们则开始紧张起来。高务实一进皇宫就是一整天，这是干什么去了？是给皇上打谁的小报告，还是干脆长篇大论了一番，给皇上灌输那些只注重一点眼前蝇头小利的所谓实学思想？

不过前者不会耗时一整天，后者则似乎现在并不是好时机——因为京察是明年的事，今年高务实不可能整出什么大动作，能够一下子搞翻心学派一大帮人。

说起来，京察本身也是实学派对心学派最具优势的一个撒手锏，因为京察的最核心部门是吏部，而吏部是实学派的主阵地之一。如果高务实真要在朝廷“搞事”，那一定会拖到万历十四年这个京察之年，现在则是不可能的，现在最多也就针对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不会也搞不了什么扩大化。

只是这样一来，高务实进宫到底是去做什么，就更让心学派官员摸不着头脑了，大伙儿资历和级别够格的，就都悄悄递了拜帖到申大学士府，想去问问情况或者讨些指点。资历和级别不够的，就只好派人往那些能去申大学士府的官员府上候着，等着第二手情报。

总之，因为高务实进宫一天这个小小的异常，整个京师官场几乎都悄悄动了起来。

举足轻重，或许就是现在高务实在朝堂地位的写照了吧。

可惜，这些人全都表错了情，高务实根本没打算整谁，至少没打算整这些当官的。

他本来自己也不知道京师百官会因为这点小事暗流涌动，直到一堆拜帖送到面前，他才明白同僚们全都“过敏”了。

为此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接待了一番，给他们解释今天入宫的大致情形——当然，事情没有定论之前他也没说很细，只是表示皇上对宗藩人口与俸禄日渐增长有些担心。

不过这些京官都是闻弦歌而知雅意的聪明人，高务实虽然只是稍稍透露，但其实已经算是明示了，大家哪里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纷纷道谢而去。

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仔细把自己的想法捋了一捋，然后才睡下。

自从黄芷汀回了安南，高务实留在昭回靖恭坊状元第的时间倒比白玉楼还多，今日也不例外。当然，这也是为了“上班”方便。

次日一早，高务实很准时到了兵部，不过禁卫军现在已经在戚继光的主持下进入正轨，生产建设兵团那边更不必说，朱应桢他们虽然对打仗没有兴趣，但对赚钱还是很有兴趣的，几乎不必高务实催促，他们自己就搞得很不错，倒是给高务实省心了。

如此一来，高务实没有太多事需要操心，便派人去户部、礼部要了些资料过来，自己开始捣鼓关于宗藩改革方面的事。

宗藩改革，这是一项势必涉及到“违反祖制”的事，一般人是不敢乱搞的，迄今为止也只有些言官在这件事上提过一些看法，不过很可惜，不管提得多么诚恳，朝廷接受的部分依旧很少很少。

这件事复杂就复杂在祖制和“亲亲”之上。祖制不必说了，“亲亲”不是指某种著名的动作，而是“亲近亲人”的意思，这是儒家的传统，也是皇帝本人不得不表现的一种特质——无论真假。

于是这事就很麻烦了。

违背祖制，在这个时代就等于是失去正统性和合法性，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不敢的，臣不敢，君也不敢。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民意不可违”。高务实现在就是打这个主意。

当然，民意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基本上一直都是“被代表”的，大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高务实不需要去民间征集上百万个指印之类的东西，或者搞万名伞啥的，他只需要带起朝廷的舆论，造成“疏进不止”的局面，这就够了。

因为文人的意思就是“民意”，而大明朝的官员本身就是文人的代表。这个解释真是简单粗暴。

这样过了三天，高务实估计自己暗示出去的事大家应该都做好了准备，这时该是他自己打响第一枪的时候了，于是第四日一早，高务实的上疏递进了通政司。

这封疏文的题目是《为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请开藩禁疏》。题目已经点名了此疏主旨，那就是“解民困，丰国用，亲宗室”，手段也似乎很简单：开藩禁。

“方今宗藩日盛，禄粮不给，不及今大破常格，早为区画，则将来更有难处者。

昔高皇帝众建诸臣，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

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内补之阶，此又一时也。

嗣是而后，骄侈渐盈，间作不典，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勒尽之，此又一时也。

合则人多禄寡，支用不敷，乃有共室而居，分饼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载而不空，强者劫夺于郊衢，弱者窜入于舆皂，此又一时也。

夫高皇帝草创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难之日，思鉴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当。至若列圣以迄于今时，移世改恩，以义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尽者也。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永乐间虽封爵渐增，亦未甚多也。而当时禄入已损于前，不能全给。今二百年，宗枝入玉牒见存者，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视国初不啻千倍，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丰，况乎十年之后，所增当复几乎？又将何以给之？议者谓祖制不敢擅更，殊不知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且国初亲王之禄五万，其余缎绢茶盐等用亦复万计，然不数年而止，给禄米又不数年而减为万石，又不能给而于代、肃、辽、庆、宁国诸王耳，岁给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