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 两位诺奖获得者在中国的不同遭遇（1 / 2）

林子轩和赛珍珠就在人群中，周围还有不少在南京的西方人和西方记者。

进来的中国青年一边发传单，一边用中文高喊：中国不欢迎泰戈尔，你还是回去吧。

他们很激动，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赶走了泰戈尔，中国就不会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毒害，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强大起来，一切都是泰戈尔的错。

所以，就算是被人阻拦，他们仍然要大声呼喊，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形，上海的青年学生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把爱因斯坦当成导师和上帝。

他们以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爱因斯坦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谈论科学的话题，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听不懂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在中国讲学的兴趣。

泰戈尔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宣传他的思想，却遭到了中国青年的驱赶。

两位同样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

西方科学和东方文化到底哪个才能救中国？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自然认为科学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想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也不能丢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发展好中国，这在后世已经被证明了。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些学者太推崇西方社会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们批判孔子，批判旧文化，以为摆脱了旧文化，中国就能迎来新生。

殊不知。抛弃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了。

林子轩赞同泰戈尔重视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但同时反对泰戈尔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绝，他的观点是“拿来主义”。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精华要继承，糟粕要抛弃。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应该全盘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应和者不多，无论是陈独绣还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远些，所以他在整理国故，为新文学寻找思想基础。

陈独绣写信给胡拾，要他一起来批判泰戈尔，胡拾没有答应。

在东南大学体育馆的现场，泰戈尔的演讲匆匆结束，中国学者大都知道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争论，西方人则有些茫然。

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很推崇泰戈尔。

他们认为泰戈尔的泛神论为浮躁的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和希望。特别是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对泰戈尔更是推崇有加。

诗人叶芝曾说：“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让我忘记人世间所有的苦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淡化了泰戈尔，不过即便是在后世，泰戈尔在西方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林子轩不用和她解释泰戈尔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她还是为泰戈尔叹息，以为如此伟大的诗人不应该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却容不下一个印度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