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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1章 历史是在前进的(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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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同意见的各方,很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更何况总有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使各种不同见解,有权力有途径表达,如果他们有表达的愿望的话。

问题在于:第一,表达意见的人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别的人用平常心对待这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见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认为是天下大乱。第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主张、诉求不同的人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一起和谐共处。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比如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但总得说来还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专制下,民众可是或者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或者是揭竿而起。应该看到,从“公车上书”,到立宪的情愿活动,再到五四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历史是在前进的。

另一方面,在当局层面。在五四运动中,血腥镇压的可耻行为是有的,比如在山东和湖南。但是,同样在总的方面,还是较为理性和克制的,特别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钱能训总理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当即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因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样予以拒绝。

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总统徐世昌一直是主张采取缓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有记载,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对前来看望的朋友发牢骚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一直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有相关文字留下,不妨一读,现抄录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

“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

“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

“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

“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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