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 徐永昌的顾虑（2 / 2）

早已厌倦国内争斗、痛恨地方割据的他很赞同周恩来的观点，提醒说：“恩来兄有此认知确属不易，不瞒你说我对贵党的成见源于你们对苏俄的依赖，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借助外人的思想和力量，无异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年冯老总从苏联回来信誓旦旦地要在俄国人帮助下统一北方，希望国民三军加入他的国民革命军被我拒绝，因为我知道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他们外国人支援谁都是想控制咱们、谋夺咱们的利益。

国民党、**都是靠苏俄支持逐渐发展而起，只是国民党通过清党消除了苏俄的影响逐步倒向英美，而贵党则彻底奉行苏俄极端思想，导致国共相争十年，贻害无穷。

中国要强大总是被人左右不行，英美也好、苏俄、日本也好都没安好心，总是培养不同的代理人攫取国家的利益，英国人占了咱们的缅甸、香港、现在又在西藏捣乱，俄国人抢了远东、碎叶、挑唆蒙古、**立，日本人则靠武力抢走台湾、朝鲜、东四省又杀进内陆。

偌大的国家竟成了强盗们的盘中餐，因而国人必须认清外国人的丑恶嘴脸，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包藏祸心的列强身上，一切还是要靠咱们自己。海松的工业基地很好可以让我们渐渐摆脱别人的控制，可是听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雇佣了大量苏联人，可不要被利用啊！

**诸公想在中国建设美好社会初衷是好的，但苏俄的社会并不美好，政治恐怖黑暗、不允许其他阶层生存，经济很不平衡经常闹饥荒饿死人，很多人被关押流放。对外推行强权强行输出革命，唯利是图极其贪婪，效仿他们只能是中国的灾难，望贵党诸公深思之。”

周恩来轻轻点头表示理解他的担忧，爽朗地说：“次宸兄德高望重思虑深沉，你的观点和海松很相似，本党也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绝不是外国经验的简单复制，因此我们坚决奉行独立自主造福中国的根本原则，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实际上我们和苏联的关系还不如武汉跟苏联关系密切，延安没有一个苏联顾问、除了得到一些俄文、德文的理论书籍就是河西两个师的旧装备。

包头的大量外国人除了上海过来的德国犹太人，主要是苏联集中营里的犯人，是海松上次去苏联以帮助苏联度过饥荒为由白要来的，中的是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让这些受苦受罪的人有条活路，同时指导地质勘探、冶金制造、传授生产技术、培养技术人员。

张掖、包头的确引进了许多苏联老旧设备和少量重型武器，全是用粮食等物资正常贸易换来的，和那些犯人一样并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没有苏联官方人员参与基地建设。”

王宠惠将信将疑地念叨：“贵党有这样的认识当然让人高兴，但愿两党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着眼抗日大局精诚团结，切莫彼此猜疑、明争暗斗、葬送大好局面。”

白崇禧劝慰道：“老先生不必烦恼，次宸兄、恩来兄的法我是赞同的，清党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出现，谁闹分裂、闹纷争都是不得人心的，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他又拿出副总参谋长的派头高声对国共双方的将领说：“当前，我们取得了一些局部战场的胜利，遏制住了鬼子凶猛的攻击，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从失败中醒悟，灭亡中国独占亚洲称霸世界的国策没有改变，他们还要凭借着他们比我们雄厚得多的工业制造能力、比我们完备得多的军队训练体制继续实施他们的侵略计划。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保护民族不受外敌侵略、护家园不被异族掠夺就是我们当代军人的神圣使命。不管是**还是共军都是中**人，都有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在武汉我听你们陈司令长官说过，无论是孙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信仰的**其宗旨都是要富强中国、振兴民族、造福百姓，他们之间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现实中两党也确实开始这样做了，让国人到了希望。

作为信仰两种不同主义的两党军队不应该被形式上的差别所迷惑，而是要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顾念手足情深、袍泽义重，携手并肩、共赴国难。不要纠缠于过往的恩怨、不要计较于历史的误会，在我们心里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去奋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