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与针灸铜人(2 / 2)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0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
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0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277-294)或元贞(公元295-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44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445-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
965年至97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
《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m)無彈窗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