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洪武二十一年（2 / 2）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初一，解缙以进士授职。侍朱元璋左右，颇受宠爱。一天，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解缙说：“我与你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解缙遂上封事万言，名《大庖西室封事》。在封事中奏陈：

臣闻令数改则臣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其家乡，始终如一。陛下尝说：‘世不绝贤。’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今陛下好善而善不显，恶恶而恶日滋，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

每多自悔之时，辄有无及之叹。臣又见陛下好观《道德》、《心经》、《说苑》、《韵府》诸书，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于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子，下及关，闽、漳、洛之书，随事类别，勒成一书，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

若夫配天宜复扫地之规，尊祖宜备七庙之制，奉天不宜为筵宴之所，文渊未备夫馆阁之隆，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伎非人道之所为：痛惩法外之刑，水革京城之役；妇女非帷薄不修，勿轻逮系，大臣有过恶当诛，不宜加辱；顺天应人，皆此类也。近年以来，台省之违纲，不过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刑多寡为勋劳，而御史纠弹，大都承望风旨，宜陛下之以为虚文塞责也。然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镏铢”；置朋奸倚法之律，所谓‘用之如泥沙”。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有申明旌善之举而无党庠乡学之规，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之天下，使世家大族，以身先之，将见作新于变，至于比户可封不难矣。

至于鼎革之际，民困未苏。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过昔年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欲拯民而革其弊，莫若复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积之以渐，至有九年之食无难者。若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

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而有过者，里胥必陷于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则又何取夫义夫、节妇哉!夫粢盛之洁，衣服之举，仪文之备，此畏天之末也；簿书之期，狱讼之断，钩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惟陛下垂听焉。”朱元璋得奏，大称其才。

不久，解缙又献《太平十策》。朱元璋不及行，表示采纳。而解缙恃才不捡，曾入兵部索皂隶，语言傲慢，对尚书无礼。沈缙奏报朱元璋，元璋说：“解缙只不过以冗散自恣罢了。”数月之后，朱元璋下诏，改任解缙为监察御史。

总算是让庞煌知道一个除了开国功臣之外的另外熟悉名字，心里也有些后悔。在另一个时空中，他是知道解缙发展潜力的。本应该好好拉拢的人，现在错过，好在听说解缙在朱棣上台之后才真正有了发挥的空间，在洪武年间，一直都被朱元璋冷藏起来，据有些野史称，朱元璋是为了把解缙留给自己的继承人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联系起来解缙的被冷藏。庞煌不由想起了自己现在的遭遇起来。

旁观者大明的发展，庞煌在临安这个世外桃源过的也算是十分快活了，至少除了学政之外，表面上他没有什么别的职司，朝廷的官员都以为驸马都尉因为和太子走的太近的缘故，所以被皇帝冷藏了。

当这个想法刚刚稳定时，皇帝却出人意料之外的又向庞煌传达了一项旨意。鉴于今年浙江的这次大捷，所以禁海令可以缓解，命驸马都尉庞煌，在视察学政的同时，在浙江准备屯田事宜，主要屯田收入。用于沿海诸卫所城的开支，以减轻朝廷的负担。

其实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平定江南时，即命诸将在龙江等处屯田，申明将士屯田之令。康茂才成绩著卓，因以申谕将士。洪武四年徐达徙山后民屯于北平。

洪武七年。王简、王诚、李伯升奉命分别往彰德、济宁、真定经理屯务，又命将邓愈等分屯陕西、河南、北平。还命天下卫所军士屯种，规定：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人授田五十亩，给牛种，教树植，免租赋。

洪武十九年，命沐英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朱元璋敕五军都督府臣；“养兵而不病农，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但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古之良将若赵充国辈皆以此策勋当时，垂名后世。其藩镇诸将务在程督，使之尽力于耕作，以足军储。”

于是，卫所军士屯田，全面开展。十月初七日，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之地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分之五屯田，余卫所以十分之四屯田。而浙江的屯田事宜，自从汤和回转凤阳，而方明谦所谓的阵亡之后，出乎预料的，皇帝交给了驸马都尉手中。

这是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屯田事宜看上去很小，只是和农业有关的样子，但是一涉及到军屯，那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军屯一般是五军都督府管辖，基本上都是又武将进行参与，都察院进行监督，原来由丞相负责署理，现在署理的大权回到了皇帝的手中，也可能会有文官插手。

但是无论怎么转，都不会转到一个皇亲国戚的手中，这等于说让皇族参与军事，要是换成诸位藩王倒是也无所谓了，但是庞煌身为驸马都尉，那是外戚，外戚参与到军事之中，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至少江南大多数的士大夫是想不通的，不但他们想不通，就连庞煌也想不通，自己努力往军方插手都插不进去，最终也就是在锦衣卫里面耍了一下威风，至于正规的军队，他是绝对没有插手的余地的。

就连和武将非公务的私下见面，都要小心翼翼的，不要说培植自己的势力了，纵观胡惟庸当时一手遮天，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除了朱亮祖之外，没有一个公侯被其牵连进来，虽然皇帝一直在搜查各个官员的罪状，纷纷指向和胡惟庸谋反的案件有关，但是到洪武二十年为止，也没因为胡惟庸案死一个人。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惴惴不安。但是朱元璋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肯定是朱元璋顾忌李善长这个淮西派系的领军人物。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皇帝虽然知道，但是还是装聋作哑的不出声。

胡惟庸案说牵连的所谓的一公二十一侯，庞煌听说过，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端倪，由此可以推测出，其实胡惟庸除了朱亮祖之外，基本上没有拉拢到军方的将领，连当年的中书省丞相也做不到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一个驸马都尉了。

但是这个时候，却是莫名其妙的让庞煌去署理什么浙江的军屯事宜，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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