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鬼魂报文宗云南起烽火（2 / 2）

元文宗图帖睦尔接到军情警报，大吃一惊，他为了平息事态，立即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任命河南行省平章乞住，为云南行省平章八番顺元宣慰使，帖木儿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率领朝廷大军向南挺进，征讨云南叛军，任命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全权监督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

当时的元朝局势，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从皇帝到地方皂吏，挥霍浪费十分惊人，使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腐朽，构成了元朝时期的政治特点，从而加速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蒙古元朝统治者为了笼络蒙古贵族，对诸王、后妃、勋臣大摆阔气，赏赐非常丰厚，如贵族弘吉剌氏，1236年窝阔台一次就赏给济宁路济、兖、单三州及巨野等十六县，至元十三年，就是1276年，又赐福建汀州路长汀、宁化、清流、武平、上杭、连城六县。到至大元年、二年，又增加赏赐，并对其五户丝、金钞等赏赐的数目，以“丙申岁。就是1236年，所赐济宁路之三万户，至元十八年所赐汀州路之四万户，丝以斤计者，岁二千二百有奇，钞以锭计者。岁一千六百有奇”。

这种毫无节制的滥赏，不仅加重了朝廷的负担，加剧了皇亲国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致命的是，由于皇帝和贵族的奢侈腐化，地方各级政府和官吏纷纷效仿。

此外，元朝统治阶级多崇信喇嘛教，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其数目之大。为前朝所不及，如元成宗大德七年，郑介夫在其《僧道》目中称“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便公然出入宫禁。举朝相尚，莫不倾资以奉之，此皆庸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性也”。到武宗年间更是有增无减，“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仅延五年各寺所作佛事“虽官俸兵饷不及也”，其“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各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

再者,军队是国家战斗力的象征,是国家强弱的标志,蒙古族因善战而“马上得天下”后,随着国家的日渐巩固,统治集团的奢侈享受,军队也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到武宗(1308~1311年)时已是“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主要是因为这些将帅多为累世承袭,覆军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诸将沿禄,军事多失训练”,以致骄奢淫逸,抢掠民财,军纪松弛和极端败坏,出现“兵白昼挥刀戟走市,怖人夺资货,纵火焚庐舍,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的局面。因而明初有人总结元代军队为:“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自至顺元年(1330年)四月乌撒土官禄余反叛后,罗罗斯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也附于禄余,纷纷起兵,八番乖西苗阿马、察伯秩等万余人侵扰边境,罗罗斯土官撒加伯汇合乌蒙土兵万余人攻建昌,队伍迅速壮大。云南行省右丞跃里帖木儿率兵进行抵抗。

朝廷诏枢密院调兵讨伐,诸王秃剌率万户忽都鲁沙、怯列、孛罗等,领兵进讨秃坚、伯忽,置顺元宣抚司,统答剌罕军征云南,人赐钞五锭,命湖广行省以钞五万锭给云南军需。六月,以河南行省平章彻里铁木儿为知枢密院事,陕西行省平章探马赤、近侍教化为同知、副使,彻里铁木儿同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由四川,教化与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由八番分道进军征讨。四川行省左丞孛罗自率蒙古渐丁军五千讨云南,赐金虎符,以盐课钞二十万锭供云南军需。七月,命江浙行省运钞十万锭至云南以增加军需、四川行省预支至顺二年(1331年)茶盐引,拨钞八万锭来增加军需,还增加驿站玺书、银字圆符给陕西蒙古都万户府,以讨云南。

但诸王秃坚、伯忽等得到彝族土官的支援后,乘势强攻,禄余也约乌蒙、东川、茫部,与伯忽弟拜延等兵攻打顺元。至顺元年闰七月,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撤毁栈道,遣把事曹通秘密联合西番,打算占据大渡河兵攻打建昌。朝廷深知乌蒙、乌撒、罗罗斯地区毗连西番,彼此利益相关,与碉门安抚司也互为唇齿,枢密院便火速遣使敦促豫王阿纳忒剌失里及行枢密院、四川、云南行省汇合诸军分道进讨,命四川行省调碉门安抚司军七百多人,成都、保宁、顺庆、广安军千余人,令万户周戡统领,直抵罗罗斯界,以防止西番与彝族联合。

又遣成都、顺庆二翼万户昝定远等,以军五千同邛部知州马伯所部蛮兵,会周戡主力,从便共同讨之。调遣成都沙糖户二百九十人防遏叙州,还征调重庆、夔州逃亡军八百人奔赴成都,巩昌都总帅府调兵千余人戍守四川,宣政院督促所属军民严加守备。九月,又下诏四川邻境诸王,集部丁壮二千人戍守成都,命河南行省给湖广行省钞四千锭为军需,作为征讨云南的军需,对讨伐云南的江西、湖广蒙古军每人给钞五锭、陕西蒙古军每人钞六锭,以鼓舞士气。由于元朝调动大量军队进行镇压,如云南跃里铁木儿兵屯建昌,罗罗斯把事曹通被俘,遭到杀害,使撒加伯、阿里攻建昌受挫。禄余在进攻周泥驿时,四川行省平章塔出领兵由永宁,左丞孛罗领兵由青山、茫部分道并进,在周泥驿与禄余等展开激战,因禄余势孤,被斩杀三百余人,禄余兵溃散,塔出、孛罗夺取关隘,使顺元蒙古诸军进入云南。同时也经过短暂的休整,罗罗斯撒加伯、乌撒阿答等乘“云南行省平章乞住等俱失期不至”时,于十一月率民众一万五千人攻建昌,四川省臣塔出、脱帖木儿等讨云南,十一月九日领兵至乌撒周泥驿,十日,“禄余、阿奴、阿答等贼兵万余,自山后间道潜出,塔出、脱帖木儿等进击,屡战败之。十五日,又战七星关,六日凡十七战,贼大败溃去”。云南跃里铁木儿等也领兵战于木托山下,撒加伯、阿答战败,被斩首五百余人,禄余兵败北。

尽管如此,撒加伯与禄余在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领兵反抗。朝廷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行省、行院官等率兵十余万共同讨伐云南。于是镇西武靖王搠思班于十一月进驻罗罗斯,与跃里铁木儿约定如期到达昆阳州三泊县,敦促小云失汇合于曲靖马龙等州军队,再共同进讨。跃里铁木儿倍道兼驰与搠思班汇合,途中夺取金沙江。十二月十七日,阿禾和秃坚蒙古军与元廷蒙古大兵相遇,战败后,阿禾假装乞降而逃脱。十八日,阿禾率兵三千人分三队袭击蒙古军,但被搠思班、跃里铁木儿察觉,于是分十三队反击,阿禾不支,从而使朝廷军队直抵中庆。二十八日,阿禾再次迎战,被元军擒获,斩于军前。三十日,元军将抵达中庆时,又遭彝兵七千余人拒战于伽桥、古壁口,跃里铁木儿左颊中流矢,历经数次苦战才击退彝族义军,驻进中庆,行省设置才重新得到恢复,随后分兵追捕义军至嵩明州,企图一举消灭彝族民众。

然而,在撒加伯和禄余的号召下,数月的时间里,各地彝族起义此起彼伏,尽管跃里铁木儿、孛罗曾击败禄余,但并未削减反抗义军的斗志,甚至吸引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如“澄江路蛮官郡容报贼古剌忽及秃坚之弟必剌都迷失等伪降于豫王而反围之,至易龙驿,古剌忽等兵掩袭官军。四川行省平章塔出顿兵不进。平章乞住妻子孳畜为贼所掠。谍知秃坚方修城堡,布兵拒守,无出降意”。枢密院诏“速进兵讨之”。至至顺二年四月,各地纷纷遣使报捷,认为云南已被平定,但搠思班却上言“蒙古军(秃坚军队)及哈剌章、罗罗斯诸种人叛者,或诛或降,虽已略定,其余党逃窜山谷,不能必其不反侧,今请留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诸王锁南等各领所部屯驻一二岁,以示威重”。于是留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诸王锁南等各领所属元军屯驻一至二年,命探马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总理境内军事,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给探马赤军三百、乞赤伯军三百,共同防守一年,其余军队则遣还所属各部。

事实也如搠思班所言,元军主力于六月返回后,至顺二年六月丙寅,禄余与撒加伯再次起兵斩杀戍军黄海潮等,既而云南东川路总管普折兄那具与禄余兵汇集,杀乌撒宣慰使月鲁、东川路府判教化的二十余人。随即同伯忽侄阿福领蒙古兵将攻打罗罗斯,朝廷派又遣西域指挥使锁住等发陕西都万户府兵,直抵罗罗斯,发碉门安抚司兵,渡大渡河,直抵邛部州,防守隘口。禄余又东寇顺元路,云南行省遣都事那海、镇抚栾智等奉旨前往,至撒家关诏谕禄余,并授之参政为诱饵,禄余拒不接受,并对那海军队进行突然袭击,那海力战才击退禄余。

当晚，乌撒兵进入顺元境,左丞帖木儿不花领兵迎战,那海再次上阵宣诏,被刺杀,帖木儿不花也受重创,于是仓皇收兵而退。禄余调整军队,列营十六所,再次进逼顺元。由于会通州土官阿赛及河西阿勒等与罗罗兵千五百多人,攻会川路卜龙村,壮大了义军力量,禄余乘势引兵与芒部合击罗罗斯,截大渡河、金沙江,攻东川、会通等州,云南行省奉诏书诏谕之。随着诸王秃坚和彝族首领禄余军队的迅速发展,统治者采用了惯用的伎俩,对部分彝族首领实行征调或分化政策,削弱义军的力量,如至顺元年,诸王秃坚、伯忽叛后,政府曾调顺元土军五百人,从属于八番顺元元帅完泽征讨。闰七月云南茫部路九村夷人阿斡、阿里等陈:“愿备粮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军进征。”朝廷嘉效顺,“厚慰谕之”。这种分化瓦解政策逐渐陷义军和诸王军队于不利,至顺二年十月,蒙古都元帅怯烈引兵击败秃坚重臣阿禾于澄江路海中山,秃坚之弟必剌都古彖失举家赴海死,秃坚弟二人、子三人被俘,均惨遭杀害。

由于诸王秃坚、伯忽的得力干将或战死,或被俘,使禄余、撒加伯的兵力失去援助,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迫于各种压力,禄余言于四川行省:“自父祖世为乌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无异心。曩为伯忽诱胁,比闻朝廷招谕,而今期限已过,乞再降诏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属四川省,隶永宁路,冀得休息。”四川行省于是诏中书、枢密、御史诸大臣共议后,同意禄余乞降。这样,轰轰烈烈的起义在元朝军队的残酷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未完待续。。)</dd>